2001年初，叶阳生(时年79岁，安庆师范学院离休干部)偶然找到1946年秋在白色恐怖下创办武汉大学“珞珈学报”(当时整个中南地区唯一的一份学运小报)时的3张老照片，经与肖萐父(时年77岁)、张继达(时年80岁)传阅后，无不感慨万千。

　　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学生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中，3名学生被国民党特务用手榴弹炸死，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初，特务们又在重庆先后制造了“较场口”“沧白堂”等流血事件，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数十位进步人士被打伤。这时，武汉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生肖萐父、余烇坤，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叶阳生等又得知著名进步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一时悲愤填膺。同学们经过商讨，决定共同创办一个学运小报，用报纸发出呐喊和平、呼唤民主的声音。消息传出后，先后有张继达、孙宗汾、庹楫庭、符其燮、余正明、刘祖毅、郭仲、程第煜、黄志宏等同学加入了办报队伍。

　　1946年10月间，同学们借两位助教的宿舍开了一次筹备会，会上大家公推叶阳生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肖萐父、余烇坤为副主任委员。筹备工作主要涉及办报经费筹措，小报印刷出版，以及在全国各大学建立通讯发行点等问题。余烇坤提出小报名为《珞珈学报》，社团名为“珞珈学报社”。余烇坤认为用“学报”二字较为隐晦，可方便小报发行传播。

　　首先是要筹措办报经费。经研究，一是向校内比较熟悉的教授、职工募捐。二是向熟悉的已工作的同学募捐。其实原本不准备向同学募捐，因当时绝大多数同学均依赖贷金维持生活，但机械系一些同学仍主动义卖计算尺为我们助了一臂之力。

　　大家尽量节约开支，东方印书馆每次也都按最低成本计价，而发行到校内、武汉市内，及各大学的报纸都按当时的武汉市价收费，因此每期报纸出售后都有一些盈余，并且印得越多印刷费用越低，盈余也越多。再加上新增的捐款，所以每期都能增印1000份左右。

　　其次是落实印刷出版。肖萐父了解到进步作家臧克家、邹荻帆在汉口交通路开了一家交通书店，估计可能有印刷出版渠道，于是由肖萐父带大家到交通书店拜访臧、邹两位先生，说明来意后，两位先生均表示支持。荻帆先生当即写了一封便函，嘱大家到东方印书馆找一位孙主任。孙主任见邹先生介绍函后表示同意承印，但要在晚上八点以后加班，并答应在收费上照顾学生们。他随即拿出一份格式合同，要学生们填写。其中“发行刊号”一栏没填，孙看后说，出报没“发行刊号”，今后会对你们不利，也会对印书馆不利，并说“发行刊号”要找市党部审批。同学们事前从未考虑到刊号问题，听到孙的话，如同临头一盆冷水。后叶阳生突然想起武大历史系1945年毕业的叶盛玉在国民党武昌市党部任秘书，自己与其曾有金兰之交。因此，次日即由余烇坤陪叶阳生去找叶盛玉。见到叶盛玉后，两人便说想办一份学术小报，要求审批发行刊号。叶盛玉当即嘱写一份书面申请，随后便为两人填写了一份正式发行刊号的文件。最大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众人真是高兴万分。

　　第三个重点是在全国各大学尽可能多地建立通讯发行点，决定由每个成员通过以前的同学或亲友物色在其他大学学习或工作的可靠人选建立通讯发行点，并为《珞珈学报》撰写所在大学及地方上有关学运或其他方面的通讯报道，帮助发行《珞珈学报》。如叶阳生曾联系安徽大学的汤涛、张樾、钱谦3人建立安大通讯发行点。1947年安大进步学生冯璋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活埋，汤涛就为《珞珈学报》写了一篇揭露特务罪行的长篇报道。又如浙江大学通讯发行点曾为《珞珈学报》写了一篇关于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杀害于监狱的详细报道。当时，北至北京、天津，南至广州，东至上海、杭州、南京，西至成都、昆明，不少大学都建有通讯发行点。

　　以上三项主要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大家即于1946年11月在东湖南约5华里的荒山坡上召开了“珞珈学报社”正式创建会议。会上由叶阳生报告了经费筹措、印刷出版、刊号审批，以及在全国各大学初步建立通讯发行点的情况。会上还宣布了每位成员的分工名单，即庹楫庭(时为政治系三年级学生)任社长，余烇坤、黄志宏(时为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分别任正副总编辑，张继达(时为机械系二年级学生)、郭仲(时为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任采访部负责人，孙宗汾(时为土木系二年级学生)、符其燮(时为机械系三年级学生)、程第煜(时为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为采访部成员，肖萐父为学报副刊《春雷》主编兼对外发言人，并负责与学生会沟通公关(肖当时为学生会理事)，余正名(时为经济系二年级学生)任经理，负责经费收支，刘祖毅(时为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负责发行派送(包括邮寄)，大家又一致推定叶阳生为总经理。会议还决定在小报正式出版前，由肖萐父负责在饭厅外的民主墙上刊出《春雷》墙报(1946年底前约出了两三期)。另决定每个成员继续通过个人关系募捐经费，继续在各大学建立更多的通讯发行点。由于大家只能在课余及节假日工作，加上为安全起见各通讯发行点全由私人信函寄送稿件，比较慢，再加上时近期末，同学们要准备期终考试，以致整个工作进展不快。这样直至新学期开学后，第一期《珞珈学报》始正式出版发行。

　　此后，《珞珈学报》约每十天左右出版一期，直至发生“六一”惨案。当时校内一片白色恐怖，对外电、信、交通一度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大家决定由肖萐父与学生会联系，取得学生会委托，派采访部张继达冒险去南京，在中央大学举行记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六一”惨案的详细情况，并接受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赠给武大死难同学的一副挽联。挽联除抬头、落款外，上联仅一个“?”，下联仅一个“!”，可谓中国古今楹联的绝作。同时，还带回南京一些大学声援、悼念“六一”惨案的书面材料。因此，大家又冒险编印出版了一期“六一”惨案特刊。随后不久，肖萐父、余烇坤、叶阳生3人即将毕业离校，因此决定将《珞珈学报》交由孙宗汾负责。孙坚持出版了第十期，也是最后一期。